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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歌谣，不万能的青年 廖伟棠 严冬自港返乡，坐在穿越珠江三角洲的长途大巴上，夕阳在两旁绵绵不绝貌似荒无人烟的工业区之上浮沉，耳边响起万能青年旅店故作轻松的歌声：“哎,愉快的人啊/和你们一样/我只是被诱捕的傻鸟/不停歌唱/哎,悲伤的人啊/和你们一样/我只是被灌醉的小丑/哎哎哎哎——歌唱”，这是这支河北石家庄乐队的同名专辑的第二首歌《不万能的喜剧》。 而更应景的是“渔王还想继续做渔王/可海港已经不知去向/此刻他醉倒在洗浴中心/没有潮汐的梦中/胸口已暮色苍茫”（《大石碎胸口》），林立的豪华洗浴中心，这就是后改革时代中国半发达城市的共同景观——或这些城市的有志青年的最终结局，作为一个从粤西小镇出发、在珠海长大、在香港变老的郁闷者，我对河北石家庄的忧伤青年董亚千（主唱、作曲者）、姬赓（作词者）等深有同感。这是一个时代走向尾声的苍莽心象，上一轮杀戮时代中国的凶暴中年们无法理解，下一轮的变半夜凉初透态盛世中挣扎求存的九十后也感受不到，就像另一首《在这颗行星所有的酒馆》里面唱的：“青春、自由似乎理所应得/面向涣散的未来/只唱情歌，看不到坦克”。 万能青年旅店看得见坦克，他们在看得见坦克的华北平原上唱歌，顺便哀悼时代。这个冬天让我百听不厌、赞不绝口的唯一一张中国摇滚专辑，就是《万能青年旅店》。现在要动笔给他们写篇文章，生怕传递不出他们的魅力，这种省级城市焦灼的地下文化所带有的魅力，由这张专辑展现，犹如一部时代活剧，但不同于贾樟柯的七十年代煤矿小城的美学，更不同于杨德昌的寂静中死亡之花暗放的戒严时代台北的美学，虽然那种青春的杀气一以贯之，那都是无限忧伤的杀气。 这魅力首先来自其歌词，姬赓颇像吟游诗人，忧伤有度、沦陷也有神奇的舞姿，他掌握的语言魔术远超目前中国大多摇滚歌词的水平，列入诗中亦属佳品。就与音乐的跌宕相符，这些诗句在应该抽离的时刻能从容静息下来、应该放纵的时刻一决千里气象纷纭，像“用无限适用于未来的方法/置换体内的星辰河流/用无限适用于未来的方法/热爱聚合又离散的鸟群/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这种气度，简直让人欲封之为石家庄的惠特曼。而结尾的一句“就在一瞬间/握紧我矛盾密布的手”则让人想起四十年前的北岛——“我不敢再和别人握手/总是把手藏在背后/可当我祈祷/上苍，双手合十/一声惨叫/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了烙印”。 好诗在江湖，万能青年旅店是极佳的例子，如果说第一代摇滚诗人的代表是崔健，第二代的怪诞巫王是左小祖咒，那第三代的饥饿艺术家就是万能青年旅店，用自身或其家国的悲剧来安慰浮沉在不知所措的命运里的同代人。正如美国桂冠诗人Billy Collins的诗云：诗是溺水的艺术，万能青年旅店表演的也是溺水的艺术，我们都必须下落在这时代国度的重重毒雾之中，但怎样避免下落不明，又怎样呈现一个高难度的死状来为此案作证？从卡夫卡开始我们就在琢磨这个问题。 是谁来自山川湖海？他们就来自山川湖海，混迹于苍茫中国的滚滚人潮中，面容平静但内心起伏激荡，他们和他们的听众属于七零后、八零后里面的最敏感者。能理解这种对现实痛彻心扉而无能为力的敏感，就能理解万能青年旅店音乐的那种跌宕不已，他们的音乐根源于布鲁斯，但更多的委婉和曲折。纯熟的吉他能曲尽其妙，小号则如性情中人带醉行止，弦乐则恰好来扶住它们，这些乐器们的 ** 既是哀怒之渲泄，也是治愈。相对于现实的万万不能，歌谣的力量仿佛万能。 这都是现实造就的，也是现实逼迫的。专辑里最令人震惊，或说最现实的（现实就意味着震惊，在中国）一首歌就是最后一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傍晚6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妻子在熬粥/我去喝几瓶啤酒/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云层深处的黑暗啊/淹没心底的景观//在八角柜台/疯狂的人民商场/用一张假瑞脑消金兽钞/买一把假枪/保卫她的生活/直到大厦崩塌/夜幕覆盖华北平原/忧伤浸透她的脸……” 灵感据说来自2001年石家庄爆炸案，但听来并非如此，歌词深入的并不是一个罪犯的内心，而是一个中国的普通人、一个要求普通的生存权的人的内心，他可以为自己忍耐，但不能容忍自己所爱的人遭受屈辱。但当今世道，处处都是屈辱，耿直的人避无可避。 这首歌打动了多少漂流于大城市谋生的底层青年，我在豆瓣网站上看到一个年轻的作者夜骸以《保卫她的生活，直到大厦崩塌》为题写的一篇博客日记，记述他的未婚妻来京第一天上班的情况，极为感人，他说：“时间是一把明晃晃的杀猪刀。平庸琐屑的日常生活是一块面目无趣的砧板。置身于刀俎之间，我们无处遁形，只能慷慨就范……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引用这一句歌词，不是出于小苦闷或者小愤怒，而是出于……小肉麻：保卫她的生活，直到大厦崩塌。” 山川湖海来的人隐忍，怀才如未融化于俗世的盐，亦能随时掀起波澜，与世道来个玉碎的对决。他们并不万能，唯独知道生存中之不能，故“有所不为”，在关键一刻固守了狂狷之道。这已经不是音乐，而是我们这遗孤一代的最后价值了。 (刊于《艺术世界》，请勿转载)

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  廖伟棠 这一年春天的雷暴 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 天堂四周万物生长，天堂也在生长 松林茂密 生长密不可分 留下天堂，秋天肃杀，今年让庄稼挥霍在土地 我不收割 留下天堂，身临其境 秋天歌唱，满脸是家乡灯火： 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   这是海子的挚友、诗人骆一禾的诗《灿烂平息》，写于1989年2月，一个月后，3月26日，海子在北京郊外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三个月后，骆一禾心脏病发，5月31日抢救无效死亡。“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彷佛诗谶，饱含了不详、却又暗藏着就义者的骄傲——“今年让庄稼挥霍在土地/我不收割”，他们死于一个激烈时代所索求的祭奠，他们是这个渴饮青年之血的苍老世界需要的无数次牺牲中的一次。   一   诗歌总是乐于成为时代无人听取的预半夜凉初透言家，如吊在笼中的卡珊多拉。几乎与《灿烂平息》同时，海子写下“断头台是山脉全部的地方/跟我走吧，抛掷头颅，洒尽热血，黎明/新的一天正在来临”，那些最后日子的诗句总是充满暴烈，“一群群野兽舔着火焰 刃/走向没落的河谷尽头/割开血口子。他们会把水变成火的美丽身躯”，暴烈总是迅速转变成美，而反过来又正是这美丽引诱我们无惧暴烈。   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 在光明的景色中 嘲笑这一个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你这么长久地沈睡到底是为了什么?   《春天, 十个海子》是海子遗作之一，我曾经相信他通过这首诗告诉我们：他的死是一次觉醒（决心），之前二十五年是沈睡。关于海子的自杀动机有种种说法：因为爱情、因为修佳节又重阳炼气功、因为诗歌界的不理解、因为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对农业文明消亡的抗拒，我却一直执着地相信，他是带着诗歌给予的完满幸福欣然赴死的。而经过近年我对八十年代精神气质的反复思考，我更觉得海子的死是时代的必然，他成为一代人决绝的精神追求的高度凝聚点，并因此轰然燃烧。日后我们回想起那个纯粹而混乱、饥渴而丰盛、彷徨而一意孤行的时代，必然会想起海子及其诗歌：“今天的粮食飞遍了天空/找不到一只饥饿的腹部”——他预半夜凉初透言的是我们如今真正的贫瘠。   前些天我住在广州一个朋友空置的家中，反复地想及海子和他的同代人。这个朋友，也是海子时代的人，1989年他刚上大学，在北京；十年后他在南方成为文笔尖锐的文化评论家，再十年后的今天他再迁回到北京成为时尚杂志的主笔和前卫音乐节的策划人。我环视着这空屋，彷佛被台风打扫过，仅余一箱尚未搬走的书籍，我检视这些尘封的书籍，惊讶地发现它们大致和我遗留在珠海旧居书架上的书相同：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北大学术讲演丛书、三联的“新知文库”、走向未来丛书、过期的《读书》杂志……这些我于少年时代（他的青年时代）生吞活剥地贪婪吸收的营养，我们出于八十年代遗留的知识饥渴症而疯狂收罗的书籍，而今各自回归各自的寂寞空屋。   我想，他、那一年的幸存者们，可以被称之为海子时代的遗孀，至于我及许多七十年代后半段出生的“同志”，可称为海子时代的遗腹子。我们各自归属时代带给我们的命运，或大道、或歧路、或蹊径、或惘然不知去路，皆痛哭而返。海子时代的遗孀，更多地领悟到绝望的意味，绝地反击、开始收复失地，然而在一路狂奔中频频遭遇似乎不可能的虚空，这虚空迎面而来，因为它植根于你做出选择的姿态，从出发时便无可回避。海子时代的遗腹子，出自弑父情结，曾经在九十年代作出猛烈的反驳，反驳八十年代无可救药的激情，代之以所谓的冷静和理性，殊不知海子的基因早已潜藏我们身体深处，它必须在关键时刻揭竿而起，否则可能会成为病毒。   海子在遗诗之一《黎明》中说：“我把天空和大地打扫干干净净/归还给一个陌不相识的人”。我们，还是我们之后的一代，是这干净得荒凉之天地的厚着脸皮的继承者？1989年，我尚是一个内地中学的二年级生，被多得难以承受的死亡骤然惊醒，但直到海子去世两年后才在一个选本中读到他写于1986年的一首诗《九月》：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 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 一个叫木头 … Continue reading →

Blue Valentine   廖伟棠   My blue valentine，my blue valentine……Tom Waits闷骚地唱着，那是他青涩的七十年代。据说情人节St. Valentine节应该是个温馨的节日，但我们总喜欢让它酷一点，于是就有了Blue Valentine这个说法（今年奥斯卡的热门电影也叫这个名字）。说是顾影自怜也行，说是自绝于幸福世界也可以。 所以说到情人节的阅读，我首先想起的竟然是一本泼冷水的书，这本书销量很高，买的多是恋人们或者怀春少年，但它是一本学术书，是的，读者都被它的题目骗了：《恋人絮语》，却忘了下面还有一行小小的副标题：“一个解构主义文本”。出版商够狡猾啊，译名既准确于罗兰·巴特的原意又含糊地向无知读者许诺了一种浪漫。罗兰·巴特深知爱情的虚无，在这本书里找来“纯爱”的代表作《少年维特的烦恼》来大肆解构，那些“爱情”中的关键词，像什么“相思”、“叹息”、“祈求”、“嫉妒”等等，全部得到了罗兰·巴特的“词义还原”和“重新阐释”，解剖得七零八落，使得貌似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成了伪语言学的语法练习。看穿了，原来都是这样，可以设计、组合和动词变位的。 爱情是奢侈的，老实人才能谈论。不老实的，如大诗人奥登，他年轻时曾写下壮语：“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死亡”，晚年修订诗集，改成了“我们必须相爱然后死亡”，对虚无老实承认，竟招来了许多“浪漫”的爱诗人联名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要求诗人改回原来版本，别太残酷。 其实关于爱情，我最喜欢的一篇短篇小说是卡尔维诺的《离乡背井的爱情》，小说抒情诗般的开头把人带进卡夫卡《城堡》般的经典状况中：一个人被猛烈抛进全然陌生的境地。“我”在爱情／生存中寻找一个“别处”，然而并无一个地方可称为别处──那只是饱读《巴黎的忧郁》的兰波的奢望而已，当明悟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遥望本身就是隔绝，这也是一种唐璜式的痛苦，男主角在倾诉自己的爱情时说：“唐璜，悲剧英雄，千古罪孽，在他身上只看到悲伤和寂寞。” 但是他们（或我们）在如此窘迫中仍挣扎相爱，即使徒添迷失，那是为何？小说在最后进入一串诗般的对话中，相爱的两人问非所答却默然相知──他们的结尾犹如《广岛之恋》的开头，在无限的迷失中突然冲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开阔境地，他说“海洋为家……心悸如火车……”旋即一个新世界向他们涌来，那是因为世界被我们的执着感动了，因为在这爱之中微弱的一点光，把世界牵引了出来。 这么看来，Blue Valentine之Blue也就不是忧郁，而回归蓝色的本意。  

烟嗓子，烧刀子   廖伟棠   少年时耽听滚石乐队，最爱其六十年代末的黑色迷幻，但最常哼唱的却是早期青涩的“As Tears Go By”，简单的伴奏中Mike Jagger的孤单也薄如飞泪和幼马，叫人心疼，而忘记了他本身才是负人的浪子一名。也知道这首名曲还有另一个更流行的版本，属于Mike的早期女友Marianne Faithfull，唱腔和造型都明显比“大嘴怪”Mike甜美太多，结果为我不喜——这也是惨绿少年的怪癖。 没想到老了十多岁之后，没有见到滚石，却见到了Marianne Faithfull。今届香港艺术节的重点邀请歌手就是她，朋友们称之为女神——又为了引诱我说是女版Tom Waits，我不信，得要多少烟酒、多少生活的磨损才能锻造出我偶像Tom Waits这么一副铸铁一般的嗓音来？然而朋友们告诉我，Marianne Faithfull被誉为疯狂六十年代的幸存者不无道理，她阅人无数，无毒不侵，最后竟火中涅磐成为一个最独立的摇滚祖母，以歌而不是以美色和阅历独行于世。 为了把我拉至Marianne Faithfull裙下，朋友邀请我替她的专访掌镜拍照，一见到她我就被她的气场折服，依然烟不离手、唇不离雾，神奇的是六十多岁的她还有少女的狡黠，她很喜欢诗，说起英美诗人如数家珍——尤其是她说起艾伦.金斯堡时，双眼熠熠。采访后和朋友去逛黑胶唱片店，找到一张几十年前她唱“As Tears Go By”的唱片，封面那个少女，已经有这样空灵的眼神。 第二天另一位沉迷Marianne Faithfull的朋友接力来毒我，送我两张演唱会的票，我当然推却一切约会前去接受洗礼。老祖母带着一支硬摇滚配置的乐队出场，但她一开腔马上凌越了背后那些电声。那著名的烟嗓子即使感冒了仍韧、烫、利，直接令我联想烧刀子一词。她的歌梅花间竹于世事和私情，愤怒时如Janis Joplin般咆哮、撕心裂肺，委婉时如Edith Piaf有意低回、又一笑而泯灭之。 但当“As Tears Go By”再度唱起时她却像一个比当年的Mike更孤独的男子，我跟着唱了全部，眼眶湿润了——除了因为这首歌，还因为她唱前那一句：“我以我的生命为美”。 

共命可否同舟？ 廖偉棠   年初二，我作為臨時受命的解簽師傅，追隨一眾八十後青年前往車公廟求簽。本來我們並不相信鬼神之力，但是車公早已由大將軍變成了為貧苦大眾服務的一個草根小神，他不應該再被權貴利用。而我之所以願意強做解簽人，正是因為我認為：「每年即使代表香港的權貴無論求得何等不堪的下簽，都能自圓其說，做出正面讀解，以粉飾太平。而作為遠離古代隱喻的當代讀者、普羅大眾，則因為對傳統的陌生而被剝奪自己闡釋自己命運的權利。」我們不但要掌握選擇權，還應自主解釋權。如今車公愛民不愛官，所以歷年官方求簽都沒有太好的結果，常在車公面前碰一鼻子灰。今年劉先生在層層保安和鄉紳圍擁之下，唸出他所求之簽的第一句：「威人威威不自威……」的時候，我不禁朗聲大笑，車公真是大快人心！此簽明白如話，直斥其非，即使御用解簽先生要委婉維護也勉為其難，接下來三句也是句句示警——不過，我先賣個關子，因為我是來替八十後青年服務的，且等我先看青年們得到的啟示。 去年李雨夢求家宅求得神秘一簽，今年由MIKI為本土社區求家宅平安，結果出現了比去年更弔詭的結果，她求得的竟然是和去年劉皇發所得的是一模一樣的五三簽中簽：「睽別家園歲月多，不知家內若如何；昨宵一夢真端的，今日人傳信不訛。」解曰：先難後易，凡事可許。若道是命運循環，是耶非耶？實則更有深意在此循環之中。 對此簽文，去年我的解讀是：「一個離家甚遠的遊子、作了一個不知是吉是凶的夢、只能靠傳信人來告知自己家園的消息，那是非常可悲的境地……『家園』之隱喻，豈不是指香港這個遊子已經日益摒棄遺忘的根源價值——比如說菜園村所代表的家園觀念，當遊子坐上高速離家的高鐵，家園就只剩餘是飄渺一夢、甚至蕩然無存」，其實相當於警示香港政府不要有港無家，要自身眷顧自身的過去和未來，不要僅聽人言。但很明顯去年此遠離自家價值的香港幽靈仍執意前行，毫無返鄉一看之意，只是任憑北面高人指點、愈走愈遠。 所以今年車公重發此簽，其一訊息就是指出過去一年香港毫無寸進。同時還有一層意義因為求簽人和求簽目的的不同而彰顯。官府求簽，向來問的是一個抽象的籠統的家園：香港之命運，而八十後求問的卻是具體的一個個本土社區——當然也包括即將被抽象家園吞噬掉的具體家園菜園村。後者雖小，卻是真實有血有肉的存在，前者雖大，卻虛無縹緲，而且分分鐘只屬於中環和半山。後者的家園夢破滅於前者的富貴夢，高鐵正是夢中黑手。但兩個求簽人卻求到同一簽，難道不正是當頭棒喝？香港價值能否完整，正存在於每一個小社區的價值完整，兩者命運相綁，卻不知道同舟共濟，前者常常要求後者為大局犧牲，其實是自噬其身，最終無家也無港，香港就真成了一則「盛世傳說」：一個漂浮在夢境靈薄獄中徬徨的幽靈，窮得除了錢，什麼都沒有。 今年李雨夢為勞苦大眾求財運，得九二簽中簽：「人生何在逞英豪，天理人情只要公；天眼恢恢疏不漏，定然作福福來縱。」第一句馬上讓我想起劉皇發的「威人威威不自威」，兩者完全是一唱一和，矛頭直指權貴的擁權自重，「威人威威不自威」妙不可言，四個威字各有千秋，可以解讀為「靠威嚇別人來顯示自己的威風並不是真正值得自豪的事情」，說什麼強政厲治、什麼車毀人亡，都是威人威威而已，強「逞英豪」，均被下句「只當著力有箴規」破解——此句又呼應我們所求得的「天理人情只要公；天眼恢恢疏不漏」，正所謂「人在做，天在看」，車公告訴權貴天道自在、天網恢恢，任何不公於天理人情的事情都要受其規管。 落到財富一事，香港最不公的當然就是社會資源的分配、機會與收穫的分配，貧富之不均已經在全球名列前茅——這樣一個黃金面具粉飾下的矛盾之地，又有何威可言？而所謂「定然作福」，則是指人人均有獲得幸福的權利，這是天賦人權，只要爭取到公平社會，幸福就是縱橫於普世的幸福。 而劉簽的後半「白登曾起高皇閣，終被張良守舊圍」非常費解，蓋因用典複雜，漢皇白登之圍看似因匈奴而來，實於棄張良所薦之長安而盲目擴張疆土時已經埋下伏筆。但「曾起高皇閣」卻令我想起2009年劉皇發所求得下籤「君不須防人不肖，眼前鬼卒皆為妖。秦王徒把長城築，禍去禍來因自招」之「徒把長城築」——無論漢皇秦王、高鐵華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一日不破盲目發展之迷思，香港就依舊是自築圍牆而已。 八十後的最後一簽由可樂為社會運動問事業前程得四二簽，貌似中簽卻是最好不過的上簽。「前者披星帶月來，多方魚獵未思回；今朝天上加恩澤，自有麟兒現出來。」最為貼切不過地概括了香港社運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經過多年的披星戴月、前赴後繼，如今社運諸子戰鬥於各領域，不是不能回來，而是未打算回來，所謂「成功不必我在，功成其中有我」的精神就是這樣。恩澤自天，乃是天理人情之天，我們所捍衛的人間之道竟將賜予我們超越現實的成功——麟者，仁獸也，「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社運不拘泥於一時的得失，當看長遠的精神建設，這也是星月和漁獵所鍛煉出來的成果。       （刊於今日信報《出離島記》）

别让子佳节又重阳弹飞太久   廖伟棠   去年底爆发钱云会村长被杀事件的时候，《让子佳节又重阳弹飞》已经上画一段时间，因此有人劝慰愤怒的网民时引用了张麻子的话：「让子佳节又重阳弹飞一会」，意思是冤有头债有主，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等。我当时未看电影，却感觉不妥，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子佳节又重阳弹飞久了的话往往会不知所终，更何况子佳节又重阳弹甚至没有被发出来。 「让子佳节又重阳弹飞」当然是这部电影最大的隐喻，而这部电影最大的特色也是玩隐喻，隐喻就像那些段子（其实很多是所谓的烂gag）一样充斥了一百四十多分钟的长片，后者如诸多角色声嘶力竭演出一样旨在维系观众的亢奋，前者则提供了兴奋的延续——你可以不断地针对这些细节隐喻进行解读阐释。而更重要一点是：隐喻是我们国情的需要，现实需要隐喻。 普罗大众在得不到正常发声渠道的情况下，只能在网络上依靠隐喻来说话——所以靠隐喻来讽刺现实的打油诗和漫画在微博上极受欢迎、使用隐喻来讲述的政治笑话则最受欢迎。然后，他们也希望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的人也使用隐喻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于是每一部电影都会获得过度阐释一样的政治话语读解，而作为本身就长期带有政治色彩的姜文电影更不会被有隐喻解读癖的观众放过。 什么「马拉列车」象征马列主义这种已经属于一眼就能被「看穿」的隐喻，黄四郎说「我五代家业」被解读为中央领佳节又重阳导层的五代传承，更有甚者，连马邦德那个八岁就长成大人的儿子，都被附会为暗指中共建国八年后出现的大跃进。正因为中国的历史现实无奇不有，所以无论多么离奇的电影细节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其对应物。更何况姜文也深诣此道，他对各种政治话语了如指掌，再加上他越玩越熟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段，他不但制作出大量可供对位理解但又含糊其辞的隐喻，还有意无意地衍生了许多貌似大有深意的荒诞细节，让你穷追不舍，这些隐喻和细节在大陆的影评网站上罗列甚多，每个影评人都振振有词，但实际被姜文牵得团团转。 很多隐喻是不可解的，比如说「鹅城」到底是象征俄半夜凉初透国风气影响之城、恶之城、讹诈之城、还是我城呢？都说得通，那么「鹅城」城门前可以骑马走过的水潭如此梦幻又是象征了什么呢？在城门外带着杀气打鼓的女子们为什么脸白如死？等等，只可以理解为导演的美学趣味？抑或他只是想营造一个迷梦一样的氛围，这种氛围到最后每个月升之夜万民伞都莫名倒下时达到高潮。如果姜文是一个法莫道不消魂国超现实主义导演，到此他已经很成功了。 但是他是中国的、拍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的姜文，观众对他的期待远远不止于美学趣味的狂欢，假如姜文不提供政治隐喻，我们也要解读出政治隐喻——这就是被压抑太甚的善良民众的潜意识。恰好，姜文又是一个意识形态复杂的家伙，他有对毛时代的怀缅甚至对毛主义的情意结，亦有天性对公平、理想的朴素渴求，但也当然有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对他的洗礼，西方艺术和生活对他的影响等等，形成了一个矛盾的姜文，即使电影里那个几乎是高大全的纯阳刚之气的张麻子形象也掩盖不了。 这么一个姜文难以解释，无论左派右莫道不消魂派的解读者都会难以自圆其说。其实如果回到纯电影的角度，最好把《让子佳节又重阳弹飞》解释为大梦一场，不是已经有眼尖的读者发现了电影的循环结构了么？结尾马拉的列车再次出场的时候，天空的鹰还是片头那只鹰，唱的歌还是《送别》，甚至车尾竟然出现了早已死去的白衣汤师爷……什么生死情仇、群众革莫道不消魂命，难道都是大梦一场？还是，这是商业考虑，为拍摄续集留下悬念？ 那只好回到现实中来吧，现实的《让子佳节又重阳弹飞》，最吊诡的就是它在大陆所拥有的极佳口碑继而是票房，近七亿的票房不但远远超越姜文上片《太阳照样升起》的惨淡成绩，而且剑指冯小刚卖座王地位，难道真应了张麻子在片中的豪言：「我站着也能把钱赚了！」——这句被视为暗讽其它著名导演向广电总局下跪的话、还有影片本身不植入广告、不俯就官方讲求和谐的意识形态等举动，的确是《让子佳节又重阳弹飞》最让我敬佩的一点。 但细察现实，又不免遗憾，最后发现《让子佳节又重阳弹飞》叫我叹为观止的不是它的荷尔蒙和段子们，而是它的舆佳节又重阳论操控能力。去最有影响里的文艺网站「豆瓣」浏览一下，前几页的评论大多数是五星盛赞的，后几页却发现非常多投诉三星以下评论被删的。豆瓣控制言帘卷西风论著名我们都知道，《让子佳节又重阳弹飞》不是号称站着赚钱吗？怎么也使出这么龌龊手段？就为了营造豆瓣评分9.2这个记录？为了继续营造票房神话？ 有位网友说得好：「这个世道不无耻不成活啊！」即使让子佳节又重阳弹飞又怎么样？也就飞一会，飞过了便算，杀了黄四郎还有黄五郎黄六郎，解放了鹅城不还有上海浦东吗？现实残酷到一定程度，民众可能会麻木甚至主动编造谎言来为现实辩护。 最后也说回现实的钱云会被杀案，有学者绝望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钱案可能是历年公共事件中最诡异，官方最邪有暗香盈袖恶最无耻的一起事件，其水深不可测。」我同意他的结论，但同时想说一句：对官方的邪有暗香盈袖恶，哪一次我们不是觉得其水深不可测？「我爸是李刚」案如此，福清案如此……利益集团的共生性，令任何一桩事件的爆发最后都以水深不可测告终，换了别的国度，这水早就被愤怒之火烧干了。 但是鹅城依旧被神秘的水围着，即使想象的子佳节又重阳弹横飞，子佳节又重阳弹落下来，激不起一点涟漪。   （转载请取得作者同意）

赋别曲 ——2010阅读回顾   廖伟棠   北京的爱书人绿茶在微博上征集个人的2010年阅读书单，我忍不住给了他两份——就跟我买书一样贪婪。一份是我在去年读过的难忘之书：《张枣的诗》、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商禽诗全集》、保尔.戴维斯《宇宙的最后三分钟》、森山大道《犬的记忆》及续篇、杉本博司《直到长出青苔》、《史蒂文斯诗选》，以及刘慈欣的科幻史诗巨著《三体》三部曲。这里故意回避了我认真读过并且专门写了书评的书：田晓菲《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董启章的《学习时代》、张铁志的《时代的噪音》、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还有重读的西西《我城》与《哀悼乳房》。 还有一份是去年读过的十本最好的旧书，那都是没有人愿意约我写书评的古怪老书：李祖桓《仇池国志》、万籁鸣《我与孙悟空》、《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回忆》、木村伊兵卫摄影集《秋田》、石森章太郎早期实验漫画《ジュン》、Robert Frank罕见的一本小摄影集《Thank You》、史景迁神奇的作品《胡若望的疑问》、一本诗意的六十年代科学著作《我国对流云的宏观特征问题》、被遗忘的晚清烈士《刘光弟集》和日本流浪俳人种田山头火的《山头火俳句集》。 但是今天细理藏书，发现还有这么一张书单，是我正在读，有的已经整整读了一年的：丸谷才一的小说集《树影谭》、帝奇亚诺･坦尚尼的《最后的邀请：父予子的告别礼物》、森山大道的《迈向另一个国度》、J.D.塞林格《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还有弗朗索瓦･维庸的《遗嘱集》……我发现这些书都和告别有关，而我一再地拖延读完它们，其实是拖延诀别的时间。 江淹《别赋》开篇则剧叹：“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 丸谷才一的小说集《树影谭》萦绕着这样的惆怅难以消解，尤其在最后一篇心血之作<横时雨>。丸谷才一在日本鼎鼎大名，因为他是村上春树的“伯乐”，但翻译到中国来这是第一次。吸引我的是他这批中篇小说的题目：树影谭、初旅、残年、横时雨……别有一番日本的幽然黯然于其中，但他的冷静清晰文笔、利落结构却很不日本，更近英美小说——而且丸谷氏素来以反对日本私小说著名，反对自怜和暴露癖，也反对感伤。<横时雨>即为此，它巧合地与我去年最关注的一位日本俳句诗人种田山头火有关，写的是文学研究者“我”通过对种田山头火生平和晚年作品的解读，来重新认识在记忆中深藏的父亲——“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回忆里危机中的父亲曾经与流浪的山头火偶遇，随后走向各自的末路。“横时雨”是他们留给儿子的告别密码，那一个时代如雨“横死”于路中，这个告别如此决绝，山头火的自甘颓废也好，父亲的挣扎也好，最後潜归新世界的一片迷雾中。 两代人没有实现和解，这是东方式的宿命。意大利的冒险家帝奇亚诺･坦尚尼Tiziano Terzani却要反抗这个宿命，这个以历险为能事的超越了记者身份的意大利名记，一生纵横远东各国最危险的地方，曾被封闭时期的中国驱逐出境，写下《禁区之后：在隐秘的中国旅行》，也曾听信香港算命先生的预半夜凉初透言，一年不坐飞机却四处探访各地的占卜家，写成《算命先生告诉我：工作与命运的重整游戏》。但他在临终前三个月，选择了和儿子对话，留下的是这本《最后的邀请：父予子的告别礼物》。读时有痛，因为你分明的感觉到死神的脚步在压迫他的讲述，但这个父亲却巧妙地用他自己的疯狂方式，把与世界跳舞的秘诀传授给儿子——其实是传授给我们这些已经不懂得冒险为何物的早衰青年。这样的话告别就不只是一种消极的减损，反而是一次重新启程。死亡也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就像另一个我喜欢的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所说的：“如果你愿意/把我投到种子里/我已倦于/沉睡在我身上的重力”。 森山大道的《迈向另一个国度》则是与自己的告别仪式，他曾经用《再见摄影》来完成他与传统摄影观念的彻底决裂，《迈向另一个国度》是文字，这个影像上酷派的代表，文字也一样的酷。他拥有一般摄影师罕见的文学才华，这些半是游记半是自我剖析日记的散文，运笔跌宕自如，冷静斩截，总是在比恰到好处前一点点的地方嘎然而止，特别让人心有戚戚，留下一个大空虚。最好的一篇《面影记》书写这么一个自喻为野犬的孤独男人的爱情，就是如此，就像雷蒙德･卡佛的小说一样。永远渴盼另一个国度，永远渴盼出发上路，二十世纪的摄影师接过了十九世纪诗人们的这个宿命，因此也不得对留在这个国度的幸福报以怨言。 去年许多影响过我的作家辞世而去，J.D.塞林格是其中最让人耿耿的一个，就像他的《九故事集》一样，痛到恰好处、是让人说不出话的。为此我重读他的《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这两篇以前只读过八十年代的简陋译本，现在丁骏的译本特别和我气息相同，因为我们都是少年读塞林格长大的忧郁者。塞林格的叙述者总是在缅怀他们那位超凡脱俗的兄长西摩，而西摩之超凡在于他不需要尘世缅怀但又体贴这尘世——这点比晚年的决绝隐士塞林格做得好。《抬高房梁，木匠们》一篇写的正是那转折点，弟弟赶到哥哥的婚礼，哥哥已经逃走，弟弟觉得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西摩曾经说过，终此一生，我们所做的事情无非从一个小小的圣地走向下一个小小的圣地。”《西摩小传》最後作出了解释。 当然《张枣的诗》和《商禽诗全集》也是这种为了告别的阅读，这两位两岸最优秀的诗人、诗人中的诗人，都在去年离我们而去。《张枣的诗》三言两语难以曲尽其妙，我正在写一篇细读文章。商禽先生倒是可以在此追怀一番。其实就在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刚刚开始写诗的时候，我就为商禽先生所震动。中学图书馆里一本四川诗人流沙河所编的台湾诗选是我学诗营养之一，商禽先生的名篇《长颈鹿》等赫然在目，恰如长颈鹿的茕茕独立怪姿大别于其它诗人。其时我的最早启蒙是鲁迅先生《野草》集，在蒙昧之间恍惚有所醒、而开始写诗，写的就是散文诗。商禽先生亦是以他独一无二的散文诗吸引了我——中国新诗史上往往是写散文诗的人最怪最独立：鲁迅、商禽和昌耀皆如此。散文诗就如蝙蝠，有兽之剧烈和沉郁——如一篇雄辩的杂文但是不讲逻辑；有鸟之俊逸和虚无——如一首支离的诗但是纵横开合。而一首能比为神作的散文诗还要在前两者上加上蝙蝠的隐痛：在于其昼伏夜出所满目的黑暗与星子的芒刺、在于其扑动肉翅时必须付出的全身的力量。商禽先生的杰作皆如此，情、意惟深，着力惟重。 去年七月二十九日台北华山楼有商禽先生追思会，为了避开政客和名流，我故意在追思会结束后前往默哀，但我还是来得太迟了，现场只剩下二三工作人员在收拾横幅与鲜花，此外空空荡荡，一如我想象的诗人所想象的珙县故居之空空荡荡。在第二天飞回香港的飞机上，我有诗纪念、亦是不堪纪念，这次不遇，这次永诀。 ……飞机在碎诗般云上，/搬运山河林泉的人在冻云般路上，/大风的上面也依旧横迭了一百遍大风。/我和两个孩子一起收拾了你的花篮，//舞台太空旷，我们走到岛外/看太平洋如野溪，我们的故居无人……  

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 ——评刘慈欣《三体III死神永生》   廖伟棠   “有两种事物，我们愈是沉思，愈感到它们的崇高与神圣，愈是增加虔敬与信仰，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这句话大家可能因为熟悉而已经麻木了，以致于只会从正面去理解它和轻易地被它感动，星空和道德律也成为人类文明的两个不容置疑的坐标。但是另一个哲人的一句话却好像更耐人寻味，帕斯卡尔说：“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使我恐惧。” 刘慈欣建构他庞大的“三体”史诗的时候，无疑胸怀康德的沉思，但是可以看到不是康德的虔敬与信仰，而是帕斯卡尔的恐惧时刻笼罩着他创造的那个宏大宇宙，在那个宇宙中，未知空间的沉默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刘慈欣把“这些未知空间”称为“黑暗森林”，其间布满了猎人，技术低微的地球人类注定只能成为猎物；人类能选择的只有保持另一种沉默，因为一作声就会暴露目标、招致毁灭。 科幻文学并不只是一种文学，还是人类对宇宙的莫名乡愁，更是人类对命运唯一可能的推演和实验。在林林总总的趣味性细节中间，隐藏着与其它伟大文学殊途同归的终极悲悯，并且因为其本身的宏大坐标，科幻文学中人类的命运更显悲怆。 人类从害怕黑暗、挑战黑暗到依赖黑暗，正如《三体III死神永生》（下简称《死神永生》）里说的：“这黑暗竟成为一种保护，因为这黑暗之外是更恐怖的所在，那里正在浮现的某种东西，使寒冷感到冷，使黑暗感到黑。”这是典型刘慈欣式的雄辩，但是一种阴冷的雄辩，产生的是黑暗的诗意。帕斯卡尔的恐惧就是这样一种诗意，而正是这种诗意使《死神永生》与别不同。 刘慈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就浪漫主义的严格定义来说），并且带有早期存在主义色彩——所以他最向往的小说家应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爱伦･坡，在《死神永生》里他以特殊的方式向两者致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临刑心态常常出来考验全人类，爱伦･坡的极端生存体验则启迪人类个体的觉悟。但是刘慈欣毕竟是一个自觉的科幻小说家，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写诗”的方法。 比如说，在《死神永生》里，人类最后的执念：地球文明博物馆（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墓碑）被设置于冥王星，那个在《三体II黑暗森林》里拯救了世界的“面壁者”罗辑成为这里的“守墓人”，固然有其科学的理由，但更能看出刘慈欣潜意识的浪漫情怀。对于我等科幻迷来说，2006年有一件最感伤的事情：冥王星被从太阳系行星中除名，我们理性接受但感情上耿耿于怀，我想刘慈欣也有同感。所以在地球人类接近灭亡之际，让最后的两个幸存者在冥王星带走人类文明的精华。这是一个绝妙的反讽，当年被地球“抛弃”的小弟冥王星，成为了地球文明的墓地，最后甚至成为唯一希望寄托之地。这就是冷酷的《三体》宇宙的诗意。 星空、道德与诗，分别代表了文学的三大向度：对世界、人性与艺术的挖掘。作为当今中国科幻文学的扛鼎者，刘慈欣最拿手的就是星空：他硬科幻的想像力无人能及，他描写的“星空”这一向度可以打满分。在《死神永生》里，情节的多番波澜逆转，最关键在于刘慈欣对两大宇宙规律的运用：多佳节又重阳维空间与光速，就像他小说中那些最高等的神级文明一样，刘慈欣把各种前沿科技概念玩弄于股掌中，他具有极强的把抽象科学原理具象化的能力。一个传统小说家所具有的把抽象理念具象化的能力，刘慈欣直接把它施用于宇宙史诗中，效果叫人目瞪口呆。精彩的描写不胜枚举：三维空间人类进入四维空间时的迷幻体验、太阳系被压缩为二维平面时的凄美、跨度长达170亿年的时空穿越……全部以极其精细又磅礴的描写呈现——无数细节融汇为刘慈欣所谓的“宏细节”。 仅仅欣赏刘慈欣的想像力已经可以获得纯粹的感官享受，但当然我们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要求绝不止于此。那个奠基于目前有限的宇宙学认识、由作者一己之力想象补充而成的科幻世界，它所呈现的宏观面貌往往取决于作者的世界观，反过来又为之推波助澜。在《死神永生》，刘慈欣的世界观是承认黑暗，然后尝试与黑暗交谈。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绝望的世界，宇宙间是赤裸裸的生存法则：高等文明绝不友善，会毫不犹豫地消灭宇宙中任何它认为有威胁的低等文明。 什么都是浮云，这句本年度网络流行语在《死神永生》中得到最有力的支持，《三体》前两部中人类苦心经营的对抗三体世界入侵的方法、与三体的斗智斗勇、与未知世界的博弈……一次次一败涂地又一次次挣扎苟存，到最后不敌极高文明的一次轻易的清理操作：它们发出的一张卡片大小的“二向箔”，终结了我们全部的荣誉、努力、勇敢和辉煌。但最后的最后，更有超乎这一切之上的力量，要求宇宙归零重生。这一切既是小说中的现实，亦是超级隐喻：既然如此，在者为何存在？ 这个宇宙太大了，让我们无从置喙。因此我们看到网上关于《死神永生》的争论大多纠缠于小说里的人，这就涉及道德的问题了。道德律于此，是极具争议的，即使刘慈欣也未能说清自己的立场，但他有探究它的大诚意。《三体》中的道德冲突或道德折磨有两层：一个零道德的宇宙和一个有道德的地球文明的冲突；地球人性本来就有的道德与背德的冲突。被刘慈欣选来充当地球命运掌握者的少女程心，表面上就是一个绝不称职的懦弱者，在大部分读者的眼里，她过于单纯、怀妇人之仁、泛爱主义……地球的两次危机她都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她为了忠于人性而不惜人类灭绝。我们到底要和宇宙一起零道德以求生存，还是坚持人类道德而死亡呢？问题是：那样生存下来的人，还能叫做人吗？ 刘慈欣自己都不能回答他掷出的如此沉重的问题，在读者的负面反馈中，他甚至对程心也产生了动摇。在小说中他的立场也摇摆于强硬求生存的一系列铁汉式悲剧人物和崇高的圣母式人物之间。但我的想法和大多数硬科幻读者不同，首先让我们回到《三体》第一部，正是这个超乎想象的设定让我对中国科幻刮目相看：叶文洁之所以选择背弃人类、联络三体人前来侵占地球，是因为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中她对人性的深深失望：父亲的被批斗致死、母亲的背叛以及朋友的出卖。 地球的一切灾难乃至灭绝，起源自文瑞脑消金兽革的一次人类邪有暗香盈袖恶行为，要救赎地球，最终也只能回到人心：不容一点邪有暗香盈袖恶的人心，这就是程心的意义所在。也许现实的世界不可赎，但在形而上层面上，程心以一次次选择人性而不是兽性的行动，救赎了这个世界，使人类仍然能以大写的人之名在宇宙中与别不同。 这就是宇宙社会学与地球社会学的差异，刘慈欣说的宇宙社会学的第一原理是“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但他没有说出的是第一需要是否最高、最终需要，有比生存更重要的东西吗？如果生存都没有了，这个更重要的东西又何以为系？刘慈欣再一次没有给出答案，我相信他仍然在苦思这个问题，《死神永生》最后的开放结尾并非最好答案。 这时候需要的就是诗，或者说诗会自己出现。诗性的介入，是不容解释的，刘慈欣超凡的想像力能带来超验的诗意，小说自身的艺术规律也导向作者不能左右的诗意。比如说，从文学的角度看，刘慈欣采用故事套盒的形式讲述的三篇童话故事最为精彩，高度隐喻的语言和对民间故事叙事方法的熟捻使用，使它们超越《死神永生》的叙事需要，进入一个自足的封闭结构里，但同时因此它们成为了《死神永生》故事最大的悬念，拥有无尽的解读可能性，它们与讲述者神秘的云天明一起营造了小说以外的空间，那里没有被作者刘慈欣垄断，随时可供读者或后来的作者开辟新的迷宫。 其实，对诗本身的肯定，也是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中人性钟摆摆向的决定性力量。《死神永生》里竟然引用徐玉诺的诗，这是诗歌界都不太会记得的一位民初诗人，刘慈欣竟然记得。这是一首极好的诗：“太阳落了下去，/山、树、石、河，一切伟大的建筑都埋在黑影里；/人类很有趣的点了他们的小灯：/喜悦他们所见到的；/希望找着他们所要的。”——这就是星空与道德律之中那不可说的神秘，诗隐约道出，箇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也。 “尊敬的神，这些脏虫子就剩下那几首小诗了！哈哈哈......”“但他们是不可超越的！”伊依在大爪中挺起胸膛庄严地说。球体停止了颤动，用近似耳语的声音说：“技术能超越一切。”“这与技术无关，这是人类心灵世界的精华，不可超越！” ——这段对话，引自刘慈欣的早期作品《诗云》，里面的“神”级高等文明试图写出世界上所有可能的诗（就是汉字的所有组合可能）来达到一个目的：超越李白，当然他失败了，诗歌成为低等文明地球人唯一持以立足宇宙的法宝，虽然天真却不无道理。据刘慈欣自述，他在九十年代初“常常编些无聊但自觉有趣的软件，现在网上重新流行的电子诗人就是那时的产品”，看来刘慈欣也失败了，电子诗人写的诗，永远超越不了地球人、三体人和宇宙以自身命运来写的这一首诗。 在小说依自身规律不断扩张的后半段，之前过绝的设定令之后的推进不断铤而走险。刘慈欣对自己创造的世界的追赶也有点疲于奔命，他用的是孤注一掷的激情之力，一再地在最后的一百页篇幅中加速、层层翻拓、经营一次次峰回路转，最后成功地把读者带到“万劫不复”的境地：太阳系灭亡了，最后的两人逃往DX3906恒星，逃往银河纪元，逃往时间以外的小宇宙（这些无限空间！）、甚至宇宙坍塌之后的新宇宙……什么都是浮云，那超越一切浮云，拯救这部小说的，就是诗：小说所奠基的文字宇宙本身。 海德格尔尝云：诗尝试言说那不可言说的神秘。我们尝试用来打破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的，除了坐标广播、引力波、曲率驱动光速飞行等等，目前可行的，就是我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也就是书写本身。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其实原名“地球往事”三部曲更加贴切）成功地奠立了一个新的科幻空间以及许多新的科幻定律，它华丽又荒凉，在其中我期待的并不是其文学的实验和前卫程度，而是他的微观和宏观想像力的极限呈现，然后我们自己可以在这极限上面建设自己的世界。 （刊登于今日《时代周报》，编辑改名为《什么都是浮云，除了诗》，此为原本。转载请征求同意）

关于自由的传说   廖伟棠   很久没有想起三毛了，最近一次遇见她，是在2007年的一个夏天的午后。我们经过前一天戈壁滩的跋涉以及夜行火车上的一晚，辗转来到了吐鲁番。走在浓荫密布的葡萄谷，叶间刺来的阳光白炽，更教人在藤蔓和疯玩的维吾尔小孩之间迷路。我们渐渐偏离了游人们习惯的路线，走到了一处貌似废园的池畔，突然面前出现了一间白房子和一尊铜像。 谁也没想到这是王洛宾的像，白房子是老帅哥的纪念馆。房子里没有一个游客，玻璃柜子里是他的手稿、照像和零星遗物。最后几个柜子属于她，三毛和王洛宾的往来书信，1990年。王洛宾为她写的《等待——寄给死者的恋歌》，1991年。 两个在我少年时代非常传奇的名字，三毛、王洛宾，一下子让我想起了许多。初识三毛，我和很多内地、香港的同龄人一样，都是在八十年代末，初中的时候，同伴同学女生都在读琼瑶，男生都在读金庸和古龙，这时候要显得与众不同，你的选择只有三毛。在选择不多的流行读物中，三毛是属于另类的。我又比其它人稍微早一点知道三毛，我在小学的时候就看过一篇连环图，是改编自三毛《撒哈拉的故事》的第一篇<沙漠中的饭店>，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个细节是画中的东方长发美女（画家想象的三毛）藏起来一罐剪成碎块的猪肉干说那是中国的药，而那个金发大胡子则假装病了叫嚷着要吃肉味的药！ 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的生活，几乎是第一次在我眼前揭开了另一个世界：幸福的概念原来可以这样诠释——它是包括了冒险与漂泊的。之前第一本叫我对“在路上”心动的，是松本零士的《银河铁道999》，但星野铁郎的历险太高远、也太悲情，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纯属空想；而同时阅读的三毛却令人想象“人间”，这个词应该是和“自由”紧密相连的。 当时我在广东读初中，八十年代末的社会，与自由吊诡地若即若离，自由的精神层面爆发远在北方，北京和合肥是两个重镇；而其庸俗的物质层面爆发则近在身边，我们在广东可以看到香港的电视、消费很多舶来物。北方的运动第一波，我们还未曾接触就已经被消灭。但第二波，却把我和身边几个小朋友都卷入。那时候我已经读完三毛，读到柏杨那里去了，《丑陋的中国人》里那些面孔与《撒哈拉的故事》里那个天真率性的女子实在相去甚远，可是我们在现实中国只能找到前者的对应物，三毛也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想象，就像《银河铁道999》里的美黛儿一样，对于挣扎于斗争中的铁郎也遥不可及。 生命中第一次为自由的斗争惨烈失败了，我不记得撤离回家的两个少年心里唱的是什么歌。生活又静静回复，很快是毕业礼——虽然成佳节又重阳人礼已经以血的方式举行过。我们办了一个接一个的毕业晚会，总有文艺少女，披着大披肩，唱《橄榄树》：“我的故乡在远方、远方”……我们还留在我们的故乡，这个我们眼中亟需变革的懵懂故乡，但我开始用笔去描写远方。 是她让我如此鲜活地懂得了自由的气息，懂得了天涯海角对于一个写作者的意义，她让我们想象天涯。后来我知道不只是我，远在哈尔滨、北京或者西北、西南的她或他，少年时都如此想象，什么时候我也能如此上路呢？什么时候我也能把路上的幽远与怅惘写成文字呢？ 很快我们就从三毛走到了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娘》，走到井上靖的《敦煌》，一直走到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浪游文学最辉煌的顶峰展现在我眼前，十多年后才反思到：也许三毛就是六十年代西方嬉皮传统的一个东方的简略的回声。回忆中最后一个场面是香港的电视新闻突然插播死亡消息：《滚滚红尘》、医院、 ** ……家人澄清不是自杀，但怎么可能不是呢？少年固执地想道，这样一个传奇，怎么可能以别的平庸的方式来完结？ 作者的生命与创作竟然可以如此密切地纠缠在一起，发生在“身边”的，三毛是第一个完美的演示。后来是顾城，是书里的韩波、里尔克、策兰……那时我已经多番思考过死亡，但仍然惊讶于一个写作者最后的抗争、最后的自决，面对必然来袭的虚无，自杀是唯一的抗东篱把酒黄昏后议，如果我不能选择死亡之外的自由，那我起码可以选择提前拥抱它。但是，这一切始终太早，对生者太残忍。 后来想起她，我仍然不忍简单地视之为一个流行作家，她只是以自身微弱的力量为我们演示了一番有限的自由，起码告诉了红尘中人也可以这么猛烈地活、猛烈地死。我不知道当年翻烂了一本《撒哈拉的故事》的少年们，当中是否有百分之一的人选择了上路，是否有万分之一的人选择了写作。但《橄榄树》依旧不时在夜深为他们重新播放一次，那女子飘扬的披肩也依然在热风中飘扬。 那个夏天的午后，离开王洛宾纪念馆，出口处有一个男人在摆卖自己的著作：王洛宾传，他是王洛宾的儿子。我们翻了一下书，写得平平，不好意思地冲他报以歉意的微笑，他也一笑。我们向着葡萄谷外走去，在密林中回头，看见他站到了门外，远远地看着我们。我想1990年的时候他应该就和现在的我一般大，他是王洛宾的儿子，也许还见过来新疆找王洛宾的三毛，他选择了留在深谷中这个白房子里，守着一屋子的传奇。 （写于2010年12月中下旬，时代周报刊登的是洁本，此为半洁本，足本刊台湾联合文学）

无数中国，无数孤独   廖伟棠   「我写下第一个白色的句子，剩余的，让你去完成」，朱文早年的一首诗这样写道。生于六十年代的中国导演朱文是他那一代中的鬼才，原本写诗，后来写小说，最后拍电影，都独辟蹊径，和主流相左，善于在平淡日常中忽作奇想、缓慢地制造神秘——或者制造意义的暧昧。朱文闪电访港，给独立电影节带来电影《小东西》、给新视野艺术节带来「火星纪事乐队」的同场实验影片，前者涉及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西方人之间的误会与孤独，后者涉及一群外星人在中国的孤独，而剩余下来让观众去完成的：都是中国的孤独。 「阳光和黑夜并存于那个国家，它彷佛拒绝爱、拒绝理解、甚至拒绝恨。然而，有一些孤独的人竭力想挣脱，如果在这孤独中挣脱不了，那便是索性沉醉。『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但岛之下有陆地相连。』不知道是谁人的诗如是说，但是现在海洋变得如此淼茫、幽深，那片海底的大陆架已经晦涩难寻。」——六年前我曾经在我的摄影集《孤独的中国》中这样写，如今看来这种隔绝与孤独更甚，朱文的电影为我作证。 在《小东西》，中国不只是一个中国，而是由无数个中国相交织重迭而成，但它们彼此难以沟通。第一个是经营简陋的草原客栈的汉族平民「毛」的中国，由那个美得很单调甚至有点贫瘠的世外桃源和正在播放北京奥运会的一个邻近城镇组成，他必须捍卫前者的纯洁同时又不得不出卖前者，也许象征了上一代中国老百姓的尴尬；第二个是前来「采风」的德国人托马斯的中国，充满了异域想象和惊诧，一个古装武侠女子不断出现在他的梦境，现代中国人毛的举止在他眼里野蛮荒唐也不算友善，一只被毛养着的德国名犬竟然不接受托马斯的好意：成全她与一只本地犬的好事……但老外总能自圆其说，他想当然地把毛对他所给的少得可怜的住宿费的愤怒拒绝，理解为东方人的好客与多情。 仅仅这两佳节又重阳个中玉枕纱厨国的碰撞就产生了好戏连场，语言不通的两个人产生的一连串误会貌似电影笑料，实际上都自动转化为犀利的隐喻：比如托马斯为宿醉未醒的毛推挪脖子、下巴等弄了半天，还以为是替他进行推拿治疗，结果是让毛摆了一个极其别扭的姿势供自己画画——要是把托马斯和毛分别置换成西方与中国，已经足够民族主义者浮想联翩。但是朱文的隐喻制造并不到此为止，这一幕的结尾是毛不耐烦地改变了姿势，托马斯就只好撕掉手稿重画——这又象征了什么呢？只能概叹现实对想象始终有其无须道理的纠正要求。 另一个中国当然是发生在这两个人的世外桃源之外的中国，一队骑兵跑过，给毛带回来他丢失的羊羔，然后不容置疑地告诉毛：他们是在为奥运巡逻——即便奥运只存在于镇上的电视机里。也是同一个奥运里的中国，出现在故事后段所谓「真实」的毛（画家毛焰）与托马斯（毛焰画了十年的模特）的对话中，托马斯说：相对于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奥运是小事；毛焰说：地薄雾浓云愁永昼震是大事，奥运也是大事。我问朱文：哪个中国是你的中国？他提供了另一个答案：他认为二零零八年的确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说：转折之后也许是好的结果也许是坏的结果。就像他的电影，他选择了沉默。 湘潭人毛焰（和另一个更为西方人所知的MAO同乡同姓）毫不意外地代表了中国，即便他的画有意大利画家莫迪里亚尼、英国画家Lucien Freud的味道，深入被绘画者灵魂，绝非那种贩卖中国形象讨好外国买家的行货画家所为。他所饰演的毛只会说中文，与只会说英文的游客托马斯唯一的一次言语沟通成功的是，当托马斯说：「我相信有外星人」的时候，毛回答说：「十月这里就会下雪，我要回镇上去了」，犹如禅宗公案对答，敲响的除了想象力，还有巨大的人类共有的孤独。也正是同样的孤独，生成了两个人的异床同梦：托马斯梦见的古装侠女与毛梦见的蒙古王子相遇了，演出了一场很胡金铨的华丽打斗，最后挥刀断臂、合体化蝶……这里的中国是最古老的中国、但也是最怪异的中国，在二十一世纪观影者的眼中，这一段并非古典爱情与功夫的壮丽场面，而是Cult反讽，让人狂笑到流出泪来。 这一个中国注定不为人理解，这个梦也旋即被抛弃。虽然朱文紧接着又做了一个梦：托马斯的外星人与毛的雪同时来到这间破客栈，意图安慰这孤独国度，然而当外星人打开那个神秘房间的门，门缝间露出毛泽东语录、门后面是一阵狂吼，外星人只好止步。无数个中国在这里交迭着，最终成为一个拒绝理解的中国。 外星人再次出现时，是《小东西》最后一个亮点。作家狗子出现在「现实」中的毛焰和托马斯前面，坚称自己是外星人，结果被毛焰轰出门去，还用灭火筒教训了他。这一段是最超现实的，狗子的表演令人对所谓「现实」纪有暗香盈袖录片产生质疑，毛焰选择了与西方人结盟，排斥另一个他者/弱者：外星人。相对于之前在客栈两人微妙的平衡关系，这次却是决绝的冲突，显得狗子比他们更接近梦幻。而梦本是《小东西》的一大主题，虽然奥运叫嚷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梦已经不属于中国了。 就像《小东西》是对「庄周梦蝶」的过度诠释一样，我希望本文也仅仅是我对《小东西》或者对中国的一个过度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