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都在写这篇论文,也是我正在写的诗歌与反抗计划(还包括大陆诗人肖开愚、颜峻和吴季)的一部分,先把前言和后记贴上。正文等香港文学节研讨会后再贴:
此时此地的反抗:香港诗歌中三个特殊的案例
廖伟棠
1907年鲁迅先生作《摩罗诗力说》,荐举“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的反抗诗人,特意点出诗歌天性中的不随俗同沦:“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缄口同绝”,正因这诗歌天性的存在,诗歌中的反抗,在每个时代每个地方都存在着,即使是犬儒之风极盛的今日21世纪,即使是推崇安分守纪、和光同尘的香港。
蔡炎培、芜露、陈灭,这三个诗人都算不上普通意义上的“抗争者”或“抗议诗人”,不能也不欲做到传统意义上的“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但他们分别从一个不合时宜的佯狂者、一个归于日常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反思抗争的沉默抵御者这些原本有些无奈的身份中出发,思索当代诗歌所能做到的反抗意义,使他们成为特殊的反抗者,也使被困于怀柔反抗精神的当代世界的诗人乃至一般个人都能从中取得学习抗争的可能性。
佯狂的醉者——蔡炎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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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的蹊径——芜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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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沉默到狷狂——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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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无论是蔡炎培的狂言和守真,还是芜露的从根起行,还是陈灭的辩证、清醒、进取,都是立足于诗歌所对应的“此时此地”的一种反抗策略,“此时”曾经是他们诗歌写作或怀缅的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但又都汇聚到今天的香港“此地”。这些诗歌,在激烈理想主义饱受质疑的当今世代,不失为一些言之有物的举证——这三个诗人并不乐观积极于未来愿景,因为这不是一个需要乌托邦的时代,乌托邦只是永远的“彼时彼地”,且正如历史学家拉塞尔·雅克比所言:“替未来设计公用厨房的积极的蓝图派乌托邦传统已经衰退了。它已经遭遇了太多逆转;遭到了太多历史的侵蚀;而且其想象资源已经枯竭。”他们的反抗并不诉诸一个可预见的未来,更多的是为现在而还原历史的侵蚀、从语言上填补想象力的资源,其实这也是每一个诗人所可以做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反抗,一个可供出发的地点。